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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周公的努力下,中华终成礼仪之邦、秩序之国 -semaru shokka

读史 2020-07-05 00:46:13

原标题:在周公的努力下,中华终成礼仪之邦、秩序之国

作者 | 度阴山摘自 |《知行合一五千年:度阴山讲中国史》

周公宏图:分封诸侯守天下

没有周王朝,中国绝对不是今天的中国。如果说夏王朝夯实了中华的地盘,商王朝给中华带来祭祀和理性占卜,使中国别具一格,那么,周王朝就是给中国注入了灵魂——礼仪,中国几千年来自称和被称为“礼仪之邦”,全是周王朝的功劳。

而将此灵魂注入的一线指挥官就是周公。周公,名旦,为了表示对他狂热的敬爱,我们称他为“周公”。

周公是武王姬发的老弟,灭商几年后,姬发一病而逝,其子姬诵(成王)只有十二岁,所以一向以贤良著称的周公当仁不让来辅政。实际上,这是一次变相的禅让,当最高领导者不能执行自己的意志时,就会有人遵循传统,把有能力执政的人推到前台,周公就是这样的人。

姬发灭商,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力量,还有各路诸侯的力量,商王朝地盘广大,实力雄厚,姬发以斩首的方式夺其首都,虽然灭其名,却未灭其实。在东方战场,商王朝的主力部队仍然在。即使在已经投降的地区,潜在叛乱仍然存在。姬发在位时,劳心劳神,始终与商王朝旧势力苦心周旋。

他死后,周公面临重大危机。姬发在位时,不能彻底消灭商王朝后裔的力量,所以暂时将他们中力量最强的家伙分封为诸侯,这个最强的家伙就是殷国的武庚。为了监视武庚,姬发特意将三个弟弟分封为诸侯,三个诸侯在武庚西面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,既能监控武庚,又保护着西边的中央政府。姬发死后,周公把姬诵推到一旁,自己执政。这引起姬发三个兄弟不怀好意的猜想,他们认为周公篡权,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杀掉姬诵。武庚乘虚而入,四个诸侯联合起来叛乱。周王朝东面顿时失控。

四个诸侯不但在东面宣布独立自主,而且声称要进攻中央,声势之浩大,把周公吓得魂不附体。他先是跑到姬诵面前哭哭啼啼,说自己没有任何私心,只是暂时执政,然后召集姬家王族,声泪俱下地请他们为自己做主。最后,中央方面达成严密统一,一致认定姬发那三个兄弟是叛徒,武庚是贼子。周公稳定内部后,壮起胆子东征。

姬发所封的三个弟弟,兵强马壮,加上有武庚的支持,周公这场仗举步维艰。不过上天保佑中华,经过艰难的三年战争后,周公取得决定性胜利。这场战争成就了周公,他的威望如日中天,不可动摇。

周公是个珍惜权力和威望的伟大政治家,他不会躺在功劳簿上享乐,三年战争胜利后,周公立即开始描绘中华蓝图。

首先,周公用天命来正名,让商王朝遗民心悦诚服。他对商遗民说:“你们不要认为是我们周消灭了你们,其实是上天借我们之手消灭了你们。正如当初天命要消灭夏王朝,假借你们之手一样。天命从夏王朝转移到你们那里,现在又转移到我们这里。如果我们不努力,它照样会转移到别的地方。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,只是天命的暂时拥有者,为何要仇恨我们?当初你们从夏王朝那里接手天命,夏王朝遗民何尝仇恨你们?将来有一天,天命从我们手中转移到别人那里,我们也不会仇恨别人。因为归根结底,天命只在那些敬畏它且善待老百姓的人手中。”

商遗民听了这段话,朦朦胧胧地感觉对,又感觉不对,总之,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。周公的这段话,放低了姿态,把周和商相提并论,不谈周和商本身,而谈天命,无形中让商遗民的自卑感和愤恨感消失。

接着,周公又希望周朝上下齐心协力,共同维护周王朝。他把商王朝的遗民单独安置,又到处搜寻夏王朝的遗民,集合起来单独安置,然后对自己王朝的人说:“你们看,他们国破家亡,如果不是我们宅心仁厚,他们早已成刀下之鬼。倘若咱们不能同心协力为王朝奋斗,将来也会成为他们这样,要是倒霉透顶,遇到接受天命的人是浑蛋,咱们就会被灭族,能不好好工作嘛!”

周王朝的人触目惊心,立即投入到建设王朝的汪洋大业中去,发誓要为周王朝贡献全部力量,子子孙孙,无穷匮也。

周公搞定这两件事后,马上着手让天命永远留在周王朝的釜底抽薪计划,我们称为“周公宏图”。

第一步,商王朝一些顽固遗民在东方的叛乱,让周公心有余悸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王朝东方还有很多商遗民,周王朝的首都在镐京(今陕西西安),离东方很远,周公于是建东都洛邑(今河南洛阳),将那些阳奉阴违的商遗民强制迁至洛邑居住。这种“两京模式”非常适合地广人多的中国,所以直到14世纪建立的明王朝,仍然采用“南京”“北京”的两京模式。

第二步,在东、南、北各方封了一大批新诸侯,以便和西方的王室遥相呼应,如在东方的今山东地区就封了齐、鲁两个侯国,北面则有燕国,今山西东南部则有晋国等。

不要认为周公只在东方分封诸侯,其实在当时所能知道的中国各地,周公都像疯了一样地分封。从今天的地理来看,周公当时分封的诸侯,西起陕西西部,东至山东,南抵长江,北到河北,周王朝的诸侯星罗棋布,可考的诸侯国有一百三十余个。如此不管不顾地分封,为后来春秋战国的混乱埋下了一颗超级地雷。

周王朝规定,诸侯每年亲自来中央政府朝觐周王一次,并进贡各地的方物,然后周王给诸侯上课,课程内容是分封的意义和诸侯的使命。各诸侯的新领导人接位,要由周王正式册封,否则视为违法,如果有诸侯不听周王的,周王可征召其他诸侯对其进行讨伐。

周公分封诸侯,由此诞生了一种最适合当时情况的制度——封建制,意为“封邦建国”。封建制从周公创建直到秦王朝统一,延续了近千年。后来的郡县制王朝,如西汉王朝、晋王朝、明王朝,都曾经采用“一国两制”(郡县制和封建制并存)。

这种制度的出现,其实是迫不得已,周国从陕西发家,是在各路诸侯的帮助下,用斩首行动,快速攻下了商王朝的心脏。本国的物力、人力,都不足以采用中央集权制。也就是说,当时的情况,只能分封。所以,周王朝只不过是各部族的一个大联盟。虽然周公当时派了中央官员到各部族监督政事,但王室衰微后,这个官就成了装饰品。

中华终成礼仪之邦、秩序之国

随封建制诞生的是宗法制,“宗”是“祖先之庙”的意思,当时的中国人从商王朝开始,就祭祀祖先,一定要注意这点,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色——祭祀祖先,或者说是祖先崇拜。这种崇拜方式正是中国人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重要体现:当我们的祖先活着时,他是人;他死去后,就成了“天”(另外世界),而我们又把他们的牌位请回家中,请回人间,这就是“人”,这就是天人合一。

不过,周公认为,由于贵贱、亲疏有别,所祭的祖先也不能是同一个,什么人该祭祀什么样的祖先,周公制定了一套严格、统一的法规,秩序井然,史称“宗法”。所以,宗法制,就是周代贵族传承和祭祀祖先的法规。

按宗法制,周天子祭祀开国的始祖(文王、武王),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,哪怕嫡长子是傻子,也不能违背。嫡长子之外的兄弟们,分封为诸侯,称“大宗”。“大宗”的孩子中,只有嫡长子有权继承“大宗”的位置,他们要祭祀的祖先则是自己封国的始祖。比如,鲁国的始祖是伯禽(周公旦长子、鲁国第一任国君),那他的嫡长子和之后的所有继承者都祭祀他。

以此类推,大家都按照这个模式进行。周公认为,天下将永远太平。因为在祭祀祖先时,人只有一个念头:人在世上所为绝对不能给祖先丢脸,一旦产生这种念头,就会行善,至少不会作恶。

除了崇拜祖先,中国人开始崇拜社稷,“社”是土地之神,“稷”是五谷之神,周人以农业为生命线,所以特别重视这两个神。后来就形成了“江山社稷”“列祖列宗”这种类似宗教式的崇拜。

分封制和宗法制,是中华人的高明创造,它将家族政治化,将政治家族化,使整个天下成为一个大家族,使整个大家族成为天下。于是,在当时地球上所有民族中,“国家”这个词汇,只有中华民族才有。家是最小的国,国是最大的家,是千万个家,如此,家和国水乳交融,后来中国思想中的“齐家治国”理念、家国情怀皆从此出。

周公之伟大,正在此:将国和家合二为一。

顶层设计完成后,周公开始知行合一,那就是“制礼作乐”。

“礼”既是国家、社会制度,也是个人的行为规范。有了“礼”,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,社会秩序才能步入正常轨道。你很难想象,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,将会是什么样,仅仅是在繁华的大街上没有红绿灯,也是不可想象的。

周公“制礼”的目的就是要秩序化,让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上下、尊卑、贵贱都按其标准行事,这个标准就是各种礼仪。周礼特别繁琐,仅吃饭一项的各种礼仪,就能把人累死,但其背后都有深意。

比如酒礼,周公深知人性,酒是人人都喜爱的,不能禁止,那就搞点礼仪,每献酒一次,宾主之间有许多礼节,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,一杯酒才能喝掉。所以,有人喝一晚上,也不会醉,自然就不会酗酒闹事。

至于“乐”,是配合各种“礼”的音乐和舞蹈。这是周公的聪明之处,“礼”太过烦琐,会让人疲惫,所以用音乐和舞蹈来中和,这样,在愉悦的氛围(乐)中,就执行了“礼”。中国后来的士大夫阶层,寒窗苦读之余要搞点琴棋书画,就是正经事(礼)和休闲(乐)的最佳结合,也是政治人生和艺术人生的二合一。

所以,中国古代的官员,都是艺术家,不是他们刻意想学艺术,而是在读书之余追寻一种消遣,结果把自己消遣成了艺术家。

礼乐最大的功用是维持秩序,中国人一直讲究秩序,上下尊卑,永不可侵犯,另外的功用则是陶冶人的气质,去除生活中粗野放纵的行为,让人的精神得到升华,从而影响行为。中国人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“文质彬彬”。这种人,只能靠礼乐锻造出来。

周王朝开创了“礼乐治天下”的中华特色,而教育就是实现这个特色的唯一手段,周代开始设置学校,“国学”是大学,教人自我管理,科目是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;“乡学”是小学,教人洒扫应对、尊老爱幼。但学生都是贵族子弟,平民和奴隶没有学习的权利。几百年后,这种情况被中国第一圣人孔子改变。

中华被称为“礼仪之邦”,正是周公的功劳。所以有人说,周公的功绩远在尧、舜、周文王、周武王之上。

因此,夏、商、西周三代对中华厥功至伟,尤其是西周,可谓是自黄帝确立“中华”观念、尧确立“谦让”美德、舜确立家庭伦理、大禹拯救中华之后的推陈出新者。其最大的贡献是让国和家二合一,确立礼乐制度,让中国成为礼仪之邦、秩序之国。

对于这些伟大的人物,有人曾问王阳明:“尧、舜乃大圣人,为何不制礼作乐,要等到周公来制礼作乐呢?”

王阳明回答:“任何人做事,都需要适应当时的大势,如果和当时的大势不合,即使知道某种事情非常好,也不会去做。尧舜时代,人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礼乐,而是填饱肚子,所以不需要礼乐。而周公时代,人们已经能填饱肚子,建立良好的秩序刻不容缓,所以周公才制礼作乐。”

在应该做这件事时敢于担当,即知行合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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