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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原放:标点古籍第一人

善本古籍 2020-09-25 20:16:43

原标题:汪原放:标点古籍第一人

自学成才 参加革命

汪原放,安徽绩溪人,出身一个清寒的书香世家。早年丧父,只读过几年私塾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和陈独秀、胡适是称兄道弟的朋友。13岁进叔父汪孟周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当学徒,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在夜校积极进修英语,通过刻苦自学,终于成为一名编辑、翻译和出版家。他曾经翻译出版了《伊索寓言》、《一千零一夜》、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高尔基的《我的旅伴》等外国名著,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亚东图书馆编译。

他还担任过《独秀文存》《胡适文存》《吴虞文存》的编辑,主持出版发行了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《少年中国》《甲寅》等期刊。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创刊以后,亚东图书馆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文化人士接触和聚会的场所。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,早年就住在亚东图书馆之中,由汪原放看管照顾,每月由他支付5元大洋作为两兄弟的生活费。后来陈乔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,并且介绍汪原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为了发展党的文化出版事业,陈乔年介绍汪原放认识了蒋光赤、丁玲、胡也频、柔石、白莽等作家,出版了不少这些作家的作品。1927年4月受党的委派,汪原放去武汉开展工作,当上了董必武和茅盾主持的《民国日报》的编辑和经理,还出任了中共中央出版局的首任局长。

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清党,陈乔年被捕遇害,汪原放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。他回到上海,重操旧业,编辑出版了蒋光赤、阿英、洪灵非等人的小说,俞平伯、汪静之、康白情等人的诗歌,顾颉刚、陆侃如等人的研究论著,朱自清的散文以及苏俄文学名著等,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译介外国文学,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标点古籍 名声卓著

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,他在自己写作的《藏晖室札记》之中,主张用新式标点来代替过去古籍之中旧式的句读。汪原放十分赞同。于是,他下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从1920年开始,亚东图书馆最早尝试用新式标点翻印古书。《水浒》是第一种。

胡适在《〈水浒传〉考证》之中指出:“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《水浒传》重新点读一遍,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,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。我可以预料汪君这部书,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,他在教育上的效能,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。汪君对此书的校读的细心,费的功夫之多,这都是我深知道和深佩服的。”

陈独秀也在《〈水浒传〉新叙》中指出:“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,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。”

鲁迅也曾经称赞他:“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。”

这种新式标点的古小说,一改往昔旧小说只加圈点概不分段的老面孔,版面疏朗,印制精美,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,出版以后,大受读者的欢迎。

于是一发不可收拾,汪原放又陆续分段标点出版了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儒林外史》等古典文学作品,他也因此在当时的出版界和文学界名声大噪,上海滩的书商纷纷效法,接二连三出版了这类书籍,标点旧小说一时成为时尚的风气。更有甚者将亚东图书馆的本子拿去改头换面,翻印出版,那些出版商这样丧心病狂的粗制滥造,就是为了赚些昧心钱。

但是汪原放却不是这样,1921年,在标点《红楼梦》时,他是用的程伟元甲本,六年以后,他毁掉旧的本子,改用程乙本重排,并且对初排本做了较大的改动,修改字数达两万多,胡适对此十分欣赏,他在为重排本所作的序中称赞说:“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,原放这种研究精神是我很敬爱的。”

此外,他还编写过《诗经今译》、《书信选辑》等书籍。

对于这种新版的古典文学名著,文化学术界的人士好评如潮,邵力子、叶圣陶、陈望道、茅盾都大加赞扬。而汪原放却谦虚地表示:自己这几部分段标点的名著之所以能够打响,完全归功于书前胡适先生的考证和陈独秀的序言。

回忆平生 贡献古籍

汪原放是1956年9月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。该社的前身依次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、古典文学出版社、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。他在古籍出版社的时间不长,由于他对古籍的整理、辑注和加工等业务并不擅长,而且一直有志于写作一本近代出版史,根据他的特长和心愿,领导后来决定将他调入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任职。他早年脱党以后,后来加入过民主同盟,于是又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民盟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。

鉴于汪原放在出版界的声望和业绩,尤其是参加过早期党的出版事业,上世纪60年代初,所领导与他商量,让他以自己在亚东和大革命时期的经历,主写党的四十年出版史,他花费了六年的时间,写了一部120万字的回忆录,中途三易其稿,终于杀青。原《文汇报》主编、后来在文献编辑所任编审的徐铸成,审读以后大加赞赏,认为史料珍贵,文字优美,值得出版。不料,还未等出版,文化大革命爆发,原稿被造反派付之一炬,使他痛心不已。等到四凶剪除,岁月已经不再待人,他只能够搜罗残稿,勉强完成了《亚东回忆录》,全书不到20万字,只是原稿的六分之一,甚为可惜。

这本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他和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的来往和交谊,为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。

汪原放另外一件值得人们尊敬的往事,是他在晚年贡献了一部特别的古籍版本——胡适久藏在他处的古典小说《龙图耳录》。这部书最早的作者是石玉昆。石玉昆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北京的说唱艺人,以单弦轰动一时,深受市民欢迎。他说唱的大书《龙图公案》,又名《忠烈侠义传》,原来是说唱本,后来演变成为无名氏的章回小说《龙图耳录》,再变就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《七侠五义》(又称为《三侠五义》)。胡适的这本《龙图耳录》是在石玉昆说唱本的基础上,经书商刻版翻印删去唱词部分编成的长篇通俗小说,是《七侠五义》的前身和蓝本,保存着石玉昆口述的原貌,建国前因为只有抄本,没有刊印,所以当年鲁迅先生见了此抄本,也不敢遽定作者是何人。

《龙图耳录》的抄本据说有四种,一为孙楷第所藏,一为马隅卿所藏,一为傅惜华所藏,另外有一种为李嘉瑞所见。其中有三种已经不见了踪影,只有马隅卿珍藏的谢蓝斋抄本,在马氏去世之后,落入胡适之手,而汪原放又因与胡适的交谊,才得让此书留存在他的手中,后来汪原放将此书交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原本打算出版,逢文革爆发,以致一直延宕了下来,直到文革结束,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,可以说这是海内外唯一保存石玉昆口述原貌的孤本了。

诙谐幽默 为人正直

我父亲周楞伽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,与汪原放是一个编辑室的同事,两人面对面坐着,汪个子高,嗓门大,大大咧咧,不拘小节,喜欢讲一些过去的掌故和个人的光辉历史。我父亲也喜欢与他闲聊,互相传播对方的一些笑话。

那时候,上海出版系统之中,有不少被定为资本家的作家,如李小峰、赵家璧、钱君匋、孔另境。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经常开展与党交心的活动,提倡和风细雨,主动洗脸洗澡,改造进步。我父亲在解放之后,开办过新人出版社,也算得上是一位工商业者,所以也常常与他们一起座谈讨论,汇报思想。

因为忙于写作个人回忆录,汪原放不太关心时事变化。有一次,出版局学习组出了一套政治问答题,要求回答当今世界上有哪三个修正主义的头目,那时候,中苏关系尚未破裂,这道题目的答案是:多列士(法共领导人)、陶里亚蒂(意共领导人)、铁托(时南斯拉夫总统)。汪原放的答案是: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。答案揭晓以后,大家忍俊不禁,汪原放的“三大修正头目”一时传为笑谈。

这恐怕是老一代知识分子,对当时无休无止疲劳战式的政治学习一种无声的不满和抵制。作为当年曾经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的前辈,自然有他个人的想法。

关于汪原放与我父亲交往的趣闻,少年时常常听我父亲谈及,记忆中最深的有这么一桩。

我父亲幼年时患伤寒症,导致两耳失聪,他在写作之余,兴致上来,经常会不顾及周围的邻居,大声地吟哦带有家乡宜兴土音的古诗词,他将这种吟诗的古调当做京戏,在沦陷区的上海,就曾经在彭大块头开办的五洲书报社荒诞不经地表演过一次。

一次,在工作之余,他兴致勃发,又吟诵起这些古调来,汪原放打趣我父亲说,“你的京戏唱得很好”,撺掇他在纪念国庆十周年时出版社搞的联欢活动中上台表演,我父亲不知是计,向他征询唱什么为好,他拿来一本《小戏考》,其中有诸葛亮《空城计》的唱段,于是我父亲向他借来以后,在家中咿咿呀呀的用宜兴古调大声吟诵。那天演出,单位里还有人表演京剧清唱,在排练过程中,汪原放与他们商量,请琴师也为我父亲伴奏一段《空城计》西皮快板,琴师爽快地答应了。他就回来转告我父亲,到时候上台演出,看他的手势,只要他的手一挥,拉开嗓子唱就可以了。我父亲不明白汪是在忽悠他,竟然兴高采烈地答应了下来。

结果可想而知,在联欢活动中,父亲荒腔落板地一唱,引来哄堂大笑。这件事情,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,被造反派贴了大字报,攻击他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,大唱《空城计》,影射老百姓的肚皮饿得空空的,是有意诬蔑党的政策。

文革结束,我父亲遇见汪原放,提及此事,两人不禁一番大笑,不过汪却是连连打躬作揖,表示歉疚,由此可见,他在为人方面是何等的正直而有涵养。(周允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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